2018年10月，《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确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法律地位，并指出要发挥人民调解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主渠道作用。根据司法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超六成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化解，调解成功率达85%以上。

　　发生医疗纠纷由谁来调解，是妥善处置类似事件的关键问题。在没有人民调解机制之前，患者及其家属与医院产生纠纷，只能通过诉讼或行政调解解决。其中，通过司法诉讼对簿公堂，固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给出公正合理的裁决，但却因诉讼过程时间长、程序复杂、成本高，让众多患者难以承受。而通过医疗行政部门开展调解，又面临公立医院体制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调解的公信力常常遭到质疑。

　　相对于作为医疗机构的医院，患者等不起也耗不起。由于不能及时化解矛盾，部分患者及其家属产生消极情绪，原本可以在调解框架内解决的医疗纠纷，扩大为暴力倾向、脱离法律轨道的冲突。

　　引入第三方的人民调解机制，兼顾了医患纠纷调解的公平与效率。对于一般性的医疗纠纷问题，医患双方不必动辄上法庭，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双方认可和接受的解决方式。

　　当然，由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尚处于探索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依然有许多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解决。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不得收取费用。但是，因为医疗纠纷调解专业性强、运作成本高，如果要保持调解的公信力，必须获得充分的经费保障。按照规定，调解医疗纠纷如果需要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费预先向医患双方收取，最终按照责任比例承担。如果患者方面经济能力有限，鉴定费会不会让他们“雪上加霜”，也是不得不考量的因素。

　　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以后，如果保险公司只认法院的判决、裁定，不认可第三方调解结果。医院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在发生医疗纠纷需要作出经济补偿时，却得不到来自保险公司的相应赔偿，就会让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失去意义。特别是涉及巨额赔偿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作用有待加强，而相关行政部门也要因势利导，加强人民调解在实际经济赔偿中的话语权。

　　根据相关报道，目前在医调委的工作队伍中，退休人员占比很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耆老和长者调解矛盾的传统。退休人员参与到调解工作中，固然能够增加调解的公信力，但是，现代医疗纠纷离不开有专业知识、年富力强的年轻人的参与。增强年轻的调解人员在工作中的获得感，让一批有专业能力的调解人员获得体面的待遇，才能让人民调解机制更加完善，提出精准、公平的调解意见。

　　医疗纠纷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基于医疗事实给出的专业调解。医疗纠纷的责任如何准确划分，如何让双方心悦诚服地接受调解结果，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致力的目标。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建设，需要更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