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7-21 ） 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要闻

   （司法部官网截图）

      原标题：成都多方联动从源头着手矛盾化解

　　
□　本报记者　马利民　

　　今年7月8日上午,在四川成都市委政法委工作人员的见证下,青羊区某小区涉事居民张某和李某在青羊区上善人民调解工作室内达成和解意见,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上述场景,是成都市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一个缩影。

　　“群众之间看似芝麻大的矛盾,时间一长,都有可能酿成一场血与泪的悲剧。”成都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成都市委政法委积极转变超大城市治理方式,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助推高效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积极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丰富矛盾调解新内涵

　　葛仙山承包纠纷案件是一起时间长达10年的疑难信访案件。　

　　去年5月23日,司法部召开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纠纷化解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成都彭州市司法局迅速行动,主动作为,下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

　　此案由7方合伙人承包葛仙山山地栽种杨梅、雷竹等因份额分配产生纠纷,从2008年开始,合伙人之间积怨不断加深,多次到政府信访,多次打架斗殴,其间公安机关数次介入处理,法院判决也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到去年,纠纷升级到了临界点,合伙人宁肯将价值40多万元的杨梅烂在地里,也不协商解决问题,甚至涉及到老百姓上千亩土地的流转费可能无法得到保障,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

　　彭州市司法局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在全市人民调解专家库内组织几名经验丰富的调解能手着手化解此案,同时考虑到此案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特指派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能型调解专家全程参与调处此案。

　　由于积怨深,当事人都不愿再共同合伙。我国对个人合伙仅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中作了简单规定,对合伙终止后的财产处理未作明确规定,这也是法院多次判决而没有解决根本性矛盾的原因,可见该案调解难度之大。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多次召集调解人员对案件进行研判,制定调解措施,通过查清事实,理清案件脉络,抓住几方利益诉求,在法律的框架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使当事人达成共识,分清份额,最终成功化解了这起10年积案。

　　据了解,近年来,成都市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考量,将专业优势与社会资源优势相结合,建立以诉源治理为核心的非诉讼解纷机制。通过制定出台诉源治理实施意见和高效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平安社区百日攻坚、“三张清单”等配套文件,构建起“党政主导、司法保障、多元共治、源头防范、诉非联调”的工作格局。

　　同时,成都市率先在全国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发挥组织作用,引入社区党支部、院落党小组、楼栋老党员,强化矛盾纠纷源头防范化解。并紧盯城市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做到预防为先、系统应对、源头防范。

拓展矛盾调解新形式

　　“警官,他们不赔钱,你们给我做主。”不久前,叶某的家人来到成华区保和派出所,缠着民警要求主持公道。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驻所律师杨律师立刻将叶某家人领进派出所的调解室,安慰家属情绪,分析案件事实,翻看法律法条。同时,派出所民警及时通知其他两方涉事人员前来配合调解。夜幕降临,经过4个多小时的专业调解,杨律师终于做通了三方的工作,达成赔偿方案。原本一起激愤的民事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简直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辖区居民爱到派出所来解决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而民警在解决这些民事纠纷上并不专业,却要耗费大量的警力。有了‘公调对接’机制,矛盾纠纷一进派出所就进行分流,民事纠纷和部分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治安案件,全部交由驻所律师处理,让派出所警力能腾出更多时间来干主体责任工作。”保和派出所所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保和辖区内有火车东站、五桂桥汽车总站、居住人口超过11万的和美社区,公安工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主要是居民矛盾纠纷多元化、占比大、情况复杂,而民警因为民商法专业知识相对欠缺,在解决此类纠纷上时常不堪重负。

　　公调对接就是在辖区各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律师、法律工作室参与调解,司法所协调、指导,人民法庭通过联系法官指导疑难纠纷调解,建立诉调对接等机制,从而构建起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四位一体”的纠纷解决体系。

　　除公调对接外,成都市还开展交调对接,探索建成集公安交警、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委员会、保险理赔、法律援助于一体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联动联调中心；诉调对接,在全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并引入公证、仲裁等第三方参与调解；检调对接,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建立涉检社会矛盾化解调处站,积极引入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律师等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涉检矛盾调解；访调对接,推动信访事件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访调对接”指挥中心,在各信访接待大厅建立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室,在乡镇、街道建立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81个,设置“信访联系窗口”176个,设置“信访联系点”1970个,初步构建了层级信访问题化解体系。

　　2018年以来,成都市377个公安派出所全部建立驻所调解室,成功化解矛盾纠纷8.8万件；22个区(市)县均建立诉调对接中心,建立250个特邀调解组织和833人的特邀调解员库,成功化解矛盾纠纷4.1万件。

创新矛盾调解新载体

　　“我们小区进门都是人脸识别的,不是小区居民进不来,特别安全!”家住东岳花苑社区的彭伟得意地向记者介绍道。东岳花苑社区是成都市大邑县沙渠镇的一处农民安置区,建成以来共安置了6个村(社区)3303户,共计11320人。

　　“小区里每辆电瓶车都配有一把智能钥匙,用这把钥匙才能打开停车棚,都是自动感应的。”彭伟说。

　　东岳花苑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智能化。从社区大门口的人脸识别闸机通道,到可触屏户外办事中心,再到一站式终端服务机……居民在电子屏幕前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缴纳水电费。

　　记者了解到,依托智能化设备,社区目前形成了智慧党建、智慧政务、智慧物业、智慧安防、智慧康养、智慧公共设施、智慧调度中心7大智慧平台,以科技创新便民利民,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

　　“只有从源头预防纠纷,才能打造无讼社区。”东岳花苑社区书记郑歆说。

　　“无讼社区”这个概念是大邑县基于诉源治理的现实需要、对法治社会建设的美好追求而提出的,也是大邑县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层实践。

　　据成都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以推动基层组织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为工作导向,积极打造多样治理载体,构建矛盾纠纷化解联动体系。

　　成都培育发展“五老”调解员、说事评理员、社区守望员等基层自治队伍,借助“大联动·微治理”平台,组织动员网格员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此外,成都还全面推广一村(社区)一律师、基层法治指导员等制度；建立推广村(社区)群众工作之家3005个,覆盖率超过60%；着力打造法治诊所、乡贤调解室、法治大讲堂、人民调解室等法治品牌；成立普法协会；开通西部首个法治文化主题列车。近年来,全市6个区、10个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法治县(区)。